前不久，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泽霖在网上火了一把。他把多年来新兽药注册证书的转让费8208万元，全部捐赠给了河南农业大学。有网友提出疑问：为什么不留给孩子？王泽霖笑道：“我老了，花不了多少钱。孩子们有自己的事业，也都支持我们的选择。这些钱要用到更需要的地方，这样才有价值，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。”

带着敬意和好奇，记者来到王泽霖家。家中窗明几净，简简单单，家具明显是多年以前的物件；随处可见的照片上，仔细标注了拍摄的时间地点，记录着一家人的幸福时刻；书柜里的书不见丝毫凌乱，连支钢笔都被摆放得规规矩矩。

1967年，王泽霖从北京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；1977年考取南京农大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；1982年至1983年，到山西农大牧医系任教。1984年初，王泽霖调入河南农业大学，开始了他的禽病防疫事业。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生产上亟须解决的问题很多，而地方高校科研经费严重不足，仪器设备十分落后，学科建设远跟不上生产、科研的需要。面对困难，王泽霖毫不畏惧，带领同事自筹资金，创立禽病研究所，走出一条产学研良性循环道路。

没有项目经费、启动资金，为创建禽病研究所，王泽霖度过了一段“24小时连轴转”的日子：一边给学生上课，下了课就赶到门诊进行禽病诊疗，间隙安排时间对养殖技术员开展培训，研究生的培养也没落下。就这样，1985年至1995年，他通过办班、禽病诊疗、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形式，逐渐积累了400多万元资金，盖起两座实验楼，购买了当时很先进的高速离心机、超速离心机、冻干机等仪器设备。

申报新兽药程序复杂，为尽快熟悉申报新兽药的流程，王泽霖不辞辛苦跑到企业，向年轻人学习。一个新兽药的申报就需要上千页资料，但不管多么繁杂，他都要亲自整理出来。

35年来，王泽霖利用校企合作实现了滚动发展，在没有申请一分钱国家项目经费的情况下，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。他主持的《禽用浓缩灭活联苗的研究与应用》项目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，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，打破了国外垄断，彻底攻克了新型高效鸡新城疫、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，“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”，该项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迄今，王泽霖的研究成果转化率达100%，技术转让费近亿元，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。

“想干事儿，能干事儿，干成事儿”，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原则，王泽霖率先垂范、精益求精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几十年来，从王泽霖的禽病研究所中先后走出张龙现、闫若潜、菅复春等专家，为国家禽病防疫领域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。

“不能忘记过去，应该感恩我们的国家，感恩我们的党，感恩我们的社会。”作为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获得者，他说得最多的是感恩，名与利在他看来只是过眼云烟。

王泽霖打开家里一个不起眼的书柜，几个普普通通的旧布袋里装满了他多年来获得的证书奖章。可是，旁人称赞他科研成就之大，他总说做得不够，只道“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，公益是我最大的满足”。

从困难时期一路走过来，王泽霖这一辈人明白艰苦奋斗的价值，对于时代带来的红利和提供的机遇，他们发自肺腑地感恩。“能把钱用到最需要的科研上，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，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解决更多生产实践中的问题，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祉，我们就很欣慰。”王泽霖说。

客厅里挂着大大的福字，与窗前的绿植成为一幅画面，犹如这个家庭的主人，生机勃勃，品德常青。